平庸之恶。
民众想象中的杀人狂魔、灭族凶手阿道夫·艾希曼的自我认知却是一个效忠元首执行命令的普通officer，他本人宣称对Jews没有仇恨，他只是一个命令的执行者，一个遵守秩序的人。汉娜阿伦特正是要在哲学层面解释这种认知上的反差。
阿伦特从其师海德格尔处学到的是：人因能思考而存在。当人放弃思考而只知执行时，他之所以为人的部分被取消了，他失去价值判断能力，失去道德，成为totalitarian的工具。是为平庸之恶。
但民众对这个解释是不接受的——你怎么听他狡辩，怎么能理解恶人
本来上午应当写论文的，结果一开电脑就变成了看电影，而且看完电影还想写点东西。好在电影拍的很好，完全值回时间。
我为什么说这个电影好呢？这并不是说它用了什么高妙的拍摄手法，或演员的演技、装扮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还是要说，阿伦特还是学校的超级学霸时真美；而海德格尔比照片上还猥琐）。这部电影好在启人深思。若论启人深思，那么直接去读阿伦特的原文，或普及的介绍读物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看电影？
按昆德拉的意思讲，小说相对于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人在做选择时的具体情景。更具体地说，小说、电影这些形象化的艺术形式有一个无法取代的好处，即它可以让人们在精心雕琢的情境下做虚拟的道德判断。这种艺术提供的机会无法取代，是因为日常生活并未给我们如此多的机会，而每一次新的抉择都让我们对人性认识得更深。假如没有希腊悲剧，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去设想弑父娶母的动机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法思考某些内在于我们的想法究竟是不是道德的。假如没有奥威尔，我们很难只凭思辨把极端情况下的人该如何行动考虑清楚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还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关于思考的传记电影。
1924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35岁的年轻编外讲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这段地下情维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决定让阿伦特离去。一般学者大师的婚外恋情、政治经历，传记电影中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可她的初恋海德格尔偏是后来比她还名满天下有哲学王之称的存在主义大家，参与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搅进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暴政。注定她与海德格尔这段纠葛无法忽略。个人感情的痛苦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伦特的思想活动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还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这个她深爱的才华横溢的教授卷入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狂潮中附逆纳粹，并且天真地为这场运动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解释。 再往后，阿伦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缩到沉思的孤独中
我遭到攻击，因为他们说我仇视同族，意思是维护纳粹，鄙视自己的种族，这根本不是观点辩论，这是污蔑人格！
我从未为艾希曼写过一个辩护的字，但我的确曾试着去调和，这个极度平庸的人，和他耸人听闻的恶行之间的矛盾。试着理解并不等于原谅，我将理解视为我的职责，这是所有落笔写这一主题的人的责任。
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我们通常将思考称作，我开始与自我的沉默对话。拒绝作为一个人，艾希曼完全交出那个作为人类所独有的品格，那就是思考的能力，因此他不再有能力做出道德的判断，这种思考的无能
汉娜指出犹太高层所犯错误导致犹太人死亡人数增加，外界没有就这个论点本身进行思考，而是简单地认为汉娜将犹太人所受苦难归罪于犹太民族自身，这是对于犹太人的敌意，是对于自己的民族的背叛。这让人想到当下在社会议题中时常出现的两种极端观点，“受害者有罪论”和“完美受害者”。社会事件被爆出后，舆论中会出现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受害者有罪论”，把所有的错误归咎于受害者，比如深夜的小巷子里，一位女性被流氓性侵犯，有些人说，“谁叫你一个女人深夜在外面吃烧烤”“她肯定穿着暴露”
汉娜·阿伦特：理性的光与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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