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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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如此迷人，几乎每个成年人都能用属于自己的独特内容把后半句补充完整。“重新来过”源自对生命中遗憾的不甘，仿佛只要按下人生的“重启键”，那些错过的人、未竟的事都能得到圆满的结果。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电影《脱胎换骨》（也称“第二生命”，Seconds，1966）也许提供了不一样的答案。
《脱胎换骨》是导演约翰.弗兰克海默“偏执三部曲”（Paranoia Trilogy）的收官之作（另外两部分别是 谍影迷魂 和 五月中的七天）。影片改编自大卫·依莱（David Ely）的同名小说，讲的是一名事业有成的中年银行家亚瑟·汉密尔顿，突然接到来自老朋友查理的电话，得知了一个可以重新做人的机会。可问题是，查理在多年前已经离开人世，或者说本应是个已死之人，带着对真相的好奇和对重生的渴望，他决定一探究竟。
“不适”是本片给我的第一观感，并且伴随着之后的观影体验。设计大师索尔巴斯（Saul Bass）制作了非常风格化片头（据说巴斯在给希区柯克制作《迷魂记》的片头时，也延续了本片头的思路）
The final chapter of director John Frankenheimer’s paranoia trilogy (after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1962 and SEVEN DAYS IN MAY 1964), SECONDS posits the possibility of a second chance to start one’s life with a clean slate, through proper plastic surgeries and a fake death, and our protagonist is a 51-year-old bank manager Arthur Hamilton (Randolph, cogently laying bare his ambivalence concerning the wacky proposition), who is consequentially, reborn as Tony Wilson (Hudso
这是20年代德国表现主义的延伸，是希区柯克60年拍摄《惊魂记》悬疑惊悚片后又一突破，是沿用41年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拍摄方法的尝试，是约翰弗兰克海默这个如教育家般导演36岁的作品。
如果我从上面三种角度谈这部电影，这篇文章就沦为老生常谈。
喜欢科幻的我，看到了几乎完全纪实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述在科幻题材显得独特，因为电影里毫不掩饰生活的琐碎、无奈。如果电影是“造梦”，那科幻就是更纯粹地创造极致的梦，这部电影没有造梦，甚至把我们要逃避的生活之苦更赤裸地揭露出来
高端传销，以逃离为原动力，梦想为目标，生命为代价。这个电影非常有意思，用传销的壳，包着哲学思辨的核。
五六十岁的银行家亚瑟，换了四十岁年轻身体，一个华丽的转身就变成了威尔逊，完成了身体、身份上的过渡，而实际上他的思想灵魂和记忆本质上并都没有改变，所以这第二次“完美生命”本质上是旧酒装新瓶，当他发现并反抗时，那些“旧酒新瓶”们对他怒目而视，因为他道破了天机，像小孩说皇帝的新装，揭破了他们互相用虚伪奉承构建起这虚假的“第二生命”，看似是“自由”选择，实际上是被“自由”选择
天才的电影，需要第3次阅读的电影。战斗的电影。当然也是，政治的电影。
首先我得承认，当年弗兰克海默的名片，满洲候选人，而且也在百大电影名单当中，我就没太看得懂。和当时美国冷战的高峰有关，那种心里的屏障和被谋杀的恐惧感，在电影中呼之欲出。
弗兰克海默总是在颠覆人们的常识。
比如在第二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接受的美国式生活，好好工作，好好挣钱，最后出人头地，然后养老送终。在男主角与自己的夫人像老年人那样的接吻之后，他已经彻底幻灭了。
当时美国就流行说
第二生命：杰夫·科里领衔，《脱胎换骨》——传销届最高端昂贵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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