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非常规的劳作为我们提供了击穿“社会宏观秩序”的着力点，使得被遮蔽的问题得以暴露——女性身份，家庭劳作，与边缘性工作即是这样扭结共生于日常叙事之下的矛盾焦点。我们如此习惯于将它们束之角落，而对其贯穿了社会单元结构、阶级层化、直至性别意义的影响视而不见。《让娜·迪尔曼》则将这一切凝缩于核心的人物、有限的空间和固定的日程之中，以堆叠的庸常塑造张力，迫使我们直视问题所在。本次推送为文章的下篇内容，论及“压抑与阻塞”在影片中的作用，以及影片叙事手法的选择对于时代背景的映射。
1975年，香特尔·阿克曼《让娜·迪尔曼》中家庭的脱位（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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